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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肆虐有年，地球之上，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老少男女，天叹人怨。好在，病毒经过多次变异，毒性不断下降，致死率逐渐降低，人们终于可以呼出一口长气。
谈到新冠致死率，世界各国预测的死亡人数似乎总是扑朔迷离。大众想知道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这些根据数学模型测算出来的数据，却始终与民众感受保持着一定距离。
这样的问题，在经济生活中也时常发生，一些根据数学模型得出的价格指数、幸福指数、人均工资等等，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数理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总是让人心生郁闷。
这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请让我们从经济学中的“李嘉图恶习”说起。
李嘉图首创了具备数学精确性的经济学，但这种抽象的数学研究方法也饱受诟病，被称为“李嘉图恶习”。
出生于1772年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被保罗·萨缪尔森称为卓越的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这位极具数学天赋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总是能够建立只含有很少变量的分析模型，对经济现象作出有力的解释。这种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被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许多经济学家发挥和完善，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分析和数理模型，翻开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杂志，里面都充斥着数理分析的篇章，有的尤如一本数学书。许多原本丰富多彩的经济问题，活生生被弄成了抽象乏味的数学推理。
这种抽象推演的开创者，就是大卫·李嘉图。他的抽象理论推演虽然简洁明了，论证有据，消除了许多令人琢磨不定的主观因素，不偏不倚，但也因为存在种种弊端，饱受批评和质疑。
由于过多地采用数学分析，对一个现实经济问题分析，往往被纳入各种数学公式，采用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充斥着各种数学推演，使经济学分析成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纯粹的数学游戏。
人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然充满了理论论述，但总是以丰富的史实为例证，而在这种抽象推演中看不到经济现实。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说：才华横溢的李嘉图执迷不悟，把经济学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学界把这种分析方法被冠之以“李嘉图恶习”的名号。罗纳德·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而这种方法越进入到高级经济学的学习，问题就越严重，有的经济学家对弥漫整个经济学博士课程的高度抽象数学建模深感失望。这些数理模型，每一步数学推导都准确无误，但结论却与现实相去甚远，有时甚至得出与事实完全相悖的结论。
对数理模型扭曲经济现实的问题，连以采用抽象数理分析著称的萨缪尔森也承认：“人们有时说，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可谓无所不知，但就是对常识一无所知。”
行文至此，可以看到，就连经济学家自己，都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不甚满意，难怪民众常常一头雾水了。预测新冠病毒致死率的模型，与经济分析中的数理模型如出一辙。民众想了解到真实数据，有时真不是官方刻意回避，而是要得出真实数据，一个字——难！
经济分析和各种数据测算，不能靠数数，况且致死率此前也没有数目。建立数学模型是最为有效的手段，问题不是用不用数学，而是如何更好地运用数学，如何超越“李嘉图恶习”。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对数有着一种崇拜，哲学家毕达戈拉斯把数称为“万物的本源。”经济学中数学的运用被认为是消除主观因素影响，把经济学从定性分析引向定量分析，走向客观化，从而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可靠方法。
连称抽象数理分析为“黑板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科斯都说：期待有朝一日，有人会建立制度分析的数理模型。
经济学家钱颖一认为，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三是可以运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出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难以得出的结论。
同时，他也指出，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而不是数学，所有运用数学模型的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数学是一个好的奴仆，却未必是一个好的主人。”问题不在于数学模型，而在于，如何把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充分融入其中，建立更加科学的数理模型，进行缜密分析，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结论，运用于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话题，人类首次面对来势如此凶猛的新冠病毒，对病毒的种类、传染速度、变异情况、感染人群、发病机理等等一时不可能得到深入彻底的研究，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医疗水平、人员分布、应对措施等等各不相同，而且疫情传播情况瞬息万变，建立的模型难免缺乏周密性和系统性，凭此预测出的结果差强人意，也在情理之中。只要坚持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而不是出于偏狭的目的，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数学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所谓的“李嘉图恶习”的帽子终有一日会彻底摘除。
本期分享到此结束，真诚感谢阅读和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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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0 13:11:31
